张建华先生的《也谈“管理”》一文中提出了不少问题，鉴于各种缘由，本人在这里只谈与“科学”和“管理”这两个语词有关的某些问题，即说明为何管理学不可以成为“管理学科”的核心基础科学。

从“科学”这一语词较为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管理学自然是一门科学。通常来讲，任何一门学问，只须同时坚持如下两个原则，就能成为一门一般意义上的科学。

第一，坚持用大家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客观规律、从可控制实验中获得的各种“机理”、通过逻辑思维过程得出的各种“原则”作为讲解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理论依据。

第二，坚持以大家可以一同感知的、可一同把握的实验数据、察看结果、基本事实、基本事件、历史记录等作为研究的起点。

因为大家的认识是有限的，因而很多客观规律、“机理”和原则在非常大程度上也只不过相对靠谱的。同样，很多的实验数据、察看结果、基本事实、基本事件、历史记录本身也会因人的讲解的不同而只不过相对靠谱的。但这并不要紧，这类东西进步或变化了，科学本身也会进步和变化。这也就没有妨碍大家把坚持这两个原则“作”出的知识当作科学。

目前的管理学完全遵守了这两个原则，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自然是一门科学。

本人说“管理”或管理学不是一门“科学”，是有几个首要条件的。

第一，管理学不是一门“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第二，在“管理学科”中，需要有一门核心学科，这个核心学科需要是机械论意义上的科学。管理学不拥有如此的条件。

第三，在本人说“管理”不是一门科学的同时，强调了“管理”是一门艺术。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艺术对人类生活——无论是个生活活还是社会生活——的影响都比科学要大得多。

管理学不是一门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这一点是毫不疑问的。这门科学不可能成为“管理学科”的核心基础科学，这一点，后面将予以说明。至于“管理”，无论是哪个，只须他在从事“管理”或从事过“管理”，他都会了解在这一过程中，“艺术”比“科学”更为要紧。这里没丝毫否定“科学”在管理中有哪些用途的意思，这里只不过说，仅仅把“管理”当作一门科学，仅仅只用所谓的管理学的科学原理来教育学生，根本不可能培养出管理人才。

本人可以在此作出预测，以后中国出现来的企业管理人才，绝大多数不会是管理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尽管这类拥有硕士或博士头衔的人在企业中可以比别的人享有更多的管理“特权”，但“特权”本身既不会成为才能，更不会成为智慧。就象美国的法律人才根本不是通过教授“法律条文”，而是通过学生理解很多的“法律判例”培养出来的一样，管理人才也只有在很多的“个案教学”中才能培养出来。

只不过，中国有几个“管理学科”的教授作过个案研究呢？中国又有几个“管理学科”的教授会作个案研究呢？管理是一门协调人的社会活动的艺术，就象律师是一种调节人与人的纠纷的艺术一样，艺术及个人的艺术才能只能在个人实践和吸收别人的经验中潜移默化地获得和提升。常见原理的教学当然不可或缺，但想仅仅只靠这种教学就可以培养出管理人才，无异于白日做梦。

象管理学如此的科学与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的差别是很明显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大家用那些非机械论意义上的科学来把握世界。目前的问题的核心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大家把诸如“政府的行政部门依据宪法和法律对社会成员推行常见强制使社会成员依‘原则’行事的‘行政管理’”、“企业领导人协调组织成员为‘目的’奋斗的‘企业管理’”、“社会保存和传播大家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文献与记录的‘文献记录管理’”、“借助计算机技术存储和传输大家在交流过程中用的数据、文字和语音语词、图形图像的‘信息管理’”这四种“本质”上有着重大差别的“管理”当作一类“学科”，并以“管理学”作为这个学科的核心基础科学。

从如此的角度来讲，管理学确实还不够“资格”。也正由于管理学不够资格，所谓的“管理学科”也就是一个没基石的空中楼阁，以此空中楼阁为条件拼凑起来的用于优化组织教学资源的“管理学院”本身就只能是一个“大杂烩”。

大家看英美国家是如何概念“science”的：“the study of knowledgewhich depends on testing facts and stating general nutural laws”即“以那些通过测定获得的事实的常识和陈述了常见的自然规律的常识为基础的研究”。这里用“of knowledge”修饰“study”，就是说，“science”的研究从是后面“常识”，或者说，后面的通过测定获得的事实和陈述了常见性的自然规律这两个方面常识控制了整个科学研究。

在英语中，“管理学”用首字母大写的“management”即“Management”来表示。根据上述标准，英美国家自然不会将“Management”当作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这非常明显，管理学中的很多的常识或者不是通过测定获得的，或者不是常见的自然规律，或者二者都不是。

根据这个标准，很多的“科学”也就不成为科学了。当然，除去专门研究“科学”本身的科学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大家一般不会在这样严格的意义上用“科学”这一语词。大体上，大家对这两个标准放宽了尺度，其大致范围就是本文前面所说的两个原则。

但，假如一门科学要成为一个“科学群”的核心基础学科，则其需要达到或在非常大程度上达到上述标准。换句话说，这门科学需要是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这也就是说，假如管理学要成为“管理学科”中的核心基础科学，管理学就需要是机械论意义上的科学。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到现在为止，人类还没一种好办法对这个复杂系统进行整体的、不“损伤”这个整体的科学研究。如此，大家就只能采取“简化”的方法来对人类社会进行研究，这种简化世界的办法，就是机械论科学的办法。通常来讲，这个简化过程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先确定从哪种角度研究这个复杂系统。第二个步骤则是在确实这个角度之后，再将从这个角度“划分”出来的人类社会进行“机械化”。如此，就可能从某种角度、某种方法来把握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系统，而这种把握，只能是一种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把握。

本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直强调经济学（主如果微观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是一门机械论科学。第一，经济学从“经济”即人类通过劳作与交换增加社会财富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看作一个经济系统，这就完成了前面所说的第一步。随后，在这种简化的基础上，在将人类社会的组成要点即个人“机械化”为“理性自利”的“经济人”。这就完成了上述简化的第二步。

在这种基础上，通过逻辑和经验的办法，逐步作出假设，获得察看数据（事实上是大家在经济活动中的记录），验证假设，一步一步地架构起了经济学的理论大厦。

至于机械论科学为何具备探索“机理”和辨别事实的独特功能，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讲解。

张先生说有人否定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这本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大家要了解，诺贝尔的遗愿只不过期望奖励在“实验科学”中作出贡献的人（文学和人类和平是另外一回事）——诺贝尔奖刚开始只有物理、化学和医学三项科学奖，不少涉及到生物学的科学成就都是通过化学和医学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诺贝尔奖的评选机构“违背”了诺贝尔的遗愿，但经济学总得多少有的“科学”资格才能成为诺贝尔奖之一。

通常来讲，仅仅只不过从微观经济学本身来讲，它确实够得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因为其研究对象的特殊，其研究结果的靠谱性也遭到非常大的影响。

第一，经济学研究不只不可能进行实验设计，连控制观测也不可能进行，而只能以大家在经济过程中形成的记录为研究起点，而大家对这类记录的保存、采集、用具备非常大的任意性。

第二，经济学研究的结果本身会干扰大家的行为，大家的行为本身又会使得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变形”。但这两点是因为研究对象的特征产生的，而不是经济学的理论与办法本身原问题。

因此，经济学，或者说微观经济学是一门机械论科学，这已经基本上获得了科学界，包含不少极其苛刻用“科学标准”的科学家的基本认可。

现在的经济学已经有不少的分支，不少经济学家正在试图用经济学“取代”其他所有社会科学。本人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同时就是强调经济学（主如果微观经济学）是一门机械论科学。如此说的目的就是要强调机械论科学在讲解历史、文化、社会中的缺点和不足。尽管机械论科学可以获得有关复杂系统的某些“机理”，但，机械论科学根本不可能从整体上说明复杂系统，这就决定了机械论科学在讲解复杂系统中有哪些用途是很有限的。

那种试图用经济学讲解人类所有活动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本人在网上专门写了几篇文章就是反对中国的不少经济学家用机械论科学的经济学讲解中国社会的所有。

但，无论经济学的分支怎么样多，涉及到人类生活的何种范围，这类分支都是以现在的“微观经济学”及其研究结果为基础。现在的宏观经济学、规范经济学与法律的经济剖析、家庭的经济剖析、社会的经济剖析等名目海量的经济剖析，都是以“微观经济学”及其研究结果为基础的。

现代科学的任何分支都是一个庞大的合作系统，每个科学家只不过在某一部分的某一层次从事科学研究。为了确定科学的分支，大家用“学科”即“科学群”来指称这类分支。无论一个“科学群”研究的是什么，打造一个科学群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需要有一门机械论科学作为其核心基础科学。不然，这个科学群就是空中楼阁。

无论一门科学打造了如何庞大的理论体系，它最后都需要作到如下一点，即需要将它中的不少语词与客观事物联系起来，不然，这门庞大的理论体系就不是科学，而是哲学、神学或玄学了。“伪气功”也自称为“科学”，柯云路先生为其打造了庞大的理论体系，但其语词根本不可能与客观事物即人体内的“气”的运行联系起来，近几年也破产了。

但，大家仔细考虑一下，那些相信“伪气功”的人确实在其思维过程中将某些“理论”与自己体内的“气”的运行联系在一块，并且，还有海量的人觉得这类“理论”确实可以讲解为何自己体内的“气”可以如此或那样运行，还有不少人觉得自己确实可以控制自己体内的“气”的运行。假如不是如此，就不会有那样多人相信“伪气功”了。这里就涉及到用什么标准将一门科学理论的语词与客观事物联系在一块。

大家了解，因为现代科学的分工，有相当多的从事科学研究的职员基本上不从事直接的探索“机理”、数据获得、事实鉴别的工作，而只不过依据某些“机理”对数据和事实作出讲解，或者对这类“讲解”再作出讲解。就象本人假如要研究中国某一阶段的历史，一般不会去“考证”历史事件，而只能以其他的史学家的“考证”的结果与研究结果为起点。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大家如何才能相信这类“机理”、数据和事实呢？或者说，大家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这类“机理”、数据和事实是靠谱的呢？

通常来讲，使用机械论科学的方法获得的数据和事实，其靠谱程度最大（要说明这个缘由，需要非常大的篇幅，这里从略）。要使一门科学理论中的不少定义可以“适合”地与客观事物联系起来，大家就应该尽量地消除那些个人情感与价值的东西、尽量地控制那些关于世界的各种“先见”。而可以在最大程度做到这类的，只有机械论科学。这一点无须作更多的说明，现在西方的“反科学主义”反对的正是机械论科学的“无情”和“客观”。

“反科学主义”的不少看法对大家有效地控制大家滥用科学及科学成就确有其可取之处，对于控制“唯科学主义”也有肯定有哪些用途。但，假如要把科学变成一种“有情”和“主观”的东西，那科学就不成为科学，而是神话或玄思了。

很多的相信“伪气功”的人并非象某些“科学家”所说的那样是“愚昧无知”的。这类人思维、心理各方面都非常正常。那些鼓吹“伪气功”的理论都只不过一些“中间理论”，这类理论根本没一个坚实的基础，没一种具备一同标准的将“气”、“功”等语词与人体内的“气”的运行联系起来的可控制观测的科学办法。语词的神话用途非常快就将这类相信“伪气功”的人“说服”了。只不过，这种毫无根基的“伪气功”的“科学”的理论大厦非常快就崩溃了。

即便大家假设或承认诸如“行政管理”、“企业管理”与其他各种关于“管理”的学科有着一同之处，可以合成一个“学科”，但，这类学科需要有一个核心基础科学，这个科学需要拥有其他科学一同认可的探索“管理”过程的“机理”的办法和辨别从“管理”过程中获得的数据的规范。非常明显，目前的管理学这门科学根本不拥有这种功能。

科学的核心原则是根据事物的自然状况来讲解事物的现象及其现象变化的过程。什么是事物的自然状况呢？这本身就没一个客观的规范。很多的人是将自己大脑中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事物本身。科学家也是人，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并不比别的人“高明”。科学并非依赖科学家在这一点上的“高明”获得进步的，或者说，科学并不只只不过依赖“科学家客观地看待世界”获得进步的，而是用一套严格的程序来迫使科学家使用“机械”的办法来探索事物现象变化的“机理”，使用客观的规范来辨别察看事物变化之中获得的数据和事实。没这一条，科学就不成为科学了。

现代科学的“理念”比起古希腊年代，并没什么特别之处。柏拉图的“理念论”、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神秘主义、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等等，这类东西直至今仍然控制或影响着科学。但，古希腊年代并没产生现代科学。现代科学的产生，不能离开古希腊的这类“神秘主义”，不能离开中世纪经院哲学以拉丁语为基础的思维逻辑练习，但更不能离开大家社会实践中技术水平的提升，更不能离开以英语文化为基础的经验主义。

科学不能离开有关世界的某种“理念”，科学不能离开思维逻辑，但，科学离开了经验的检验，最后只能成为“神秘主义”或哲学思辩，就象古希腊的科学。为了使科学不成为“神秘主义”或哲学思辩，任何一门“科学群”都需要有一个可以通过经验验证的坚实的基础：探索“机理”的办法和辨别事实的规范，这个基础就是机械论科学。

科学对自然和文化的讲解并非绝对的和万能的。世界上有不少事情不可以用科学来讲解。这是由于，机械论科学所获得的只不过事物现象变化的“机理”。而这类机理之中，有不少通过了人类无数次的验证，但因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条件所限，还有不少“机理”不可能真的获得验证，也就只能作为假设。人类生活，无论是个生活活还是社会生活，都需要有着某种程度的确定性。如此，虽然有不少“机理”还只不过假设，但大家仍然需要用其来作为讲解自然和文化的基础。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不少预设，基本上还没获得验证。达尔文的理论出现才多少年，根据现有些科学研究结果，生命进化的过程是这个时间的无数倍。要验证达尔文进化论中的不少预设根本是不可能的。但，现在除去进化论，还没一种理论可以合逻辑地讲解生命演化的过程，大家也就姑且同意这种理论，用其来讲解生命演化过程。

从表面上看来，历史学好像比管理学更不科学。但，历史学现在已经够得上资格称为科学了。从广泛义的意义上来讲，历史是研究人的活动的历时性变化。但，现在的历史学一般主要指通过对“历时”性的历史事件的讲解来讲明历史过程。在历史学中，正好有一门专门对“历史事件”进行“考证”的学科。当然，这种对历史事件的“考证”的结果也是相对的。但，有了这一学科，每个范围的历史学家在依据我们的历史观来讲解历史的时候，就有了一个一同的基础。而“考证”历史事件的这一学科，已经有了不少得到历史学各学科科与其他有关科学范围的一同认可的办法和标准。假如失去了这种“考证”，历史也就会成为“神话”。

政治学、社会学这类学科都已经有了肯定的科学基础。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要点是“公共日常的人”。这类人可以在非常大程度上“机械化”为“政治人”。社会学研究对象中的要点是“社会日常的人”，这类人也可以在非常大程度上“机械化”为“社会人”。

依据本人的研究，与管理学关系很紧密的一门学科即“组织学”倒可以成为组织领导学与与其相应的各种有关组织“管理”的基础学科。由于，组织学的研究对象“组织”可以高度的抽象化和形式化，组织的组成要点——人——也同样可以通过高度的抽象化和形式化而成为“组织中的人”即“组织人”。任何自然人一旦进入一个组织，就能表现出不少“组织人”的特征。

通过对这类特征的抽象，可以将“组织人”机械化。以如此的研究为基础，可以将组织高度形式化，并以此作为模型探索“组织”产生、进步的机理，并依据这类“机理”打造起组织的定义模型，并将这个模型转化为语词模型或数学模型。借助语词模型，大家可以组织和讲解各种“事件”，借助“数学模型”，大家可以获得有关组织的数据。这就为大家提供了一种一同认可的探索“机理”的办法和辨别事实的规范。

管理学，作为“管理学科”的基石的管理学还缺少上述条件。以如此的管理学为基础的“管理学科”只不过一坐毫无基础的空中楼阁；以如此的“管理学科”所引导的优化大学教学和科学研究资源的“管理学院”之类做法根本不可能优化资源；以此科学、学科与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为基础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管理人才”根本算不了什么人才。

关于科学中用数学，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通常来讲，没经过数学练习的人是非常难有效地进行科学研究的。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此落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基本上或极少同意数学练习，只能用左脑（用语词）而不擅长用右脑（用定义）可能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科学研究需要用双脑即左脑和右脑。数学的基本功能就是练习大家用右脑，大脑中的数学推导、演算过程大多数是在右脑中进行的。定义模型（定义不是语词，而是由左脑的语词所指称的右脑中的表象）也同样存放在右脑。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能离开对右脑的定义模型的架构、改变、运转。想像、想法与直觉都来自于右脑，但，这类东西并非随便而发的，一般应该与研究者的研究内容有关。有效地用定义模型，正好会使想像、想法和直觉与研究者的研究内容有关地产生。而不通过严格的数学练习，是非常难自觉地、主动地借助语词架构定义模型、改变定义模型、运转定义模型。

本人在给学生上计算机公共课时常常强调，作为一个非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用什么标准衡量你真的学会了与你的工作需要相应的计算机技术呢？这就是在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的右脑中有了一个计算机的定义模型。假如没做到这一点，你就永远只不过一个打字员，而不是一个可以有效地借助计算机技术处置办公室业务的文职职员。只不过，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在毕业之时，虽然花了十个学分来学习计算机技术或信息技术，但绝大多数也都只不过一个打字员，有些连打字员都还不够格。这当然不可以完全怪学生，整个计算机技术教学体系本身的问题之大，使得其他人，包含本人如此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都没办法解决。

无论怎么样，大家用一个语词即“管理”指称四种不一样的对象是一种非常不科学的做法。科学提供给大家的第一是一种简化世界的办法。而简化世界的基本办法就是分类和抽象。“管理”这一语词指称的四种对象具备什么一同点并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它们具备什么不一样点。既然这四种对象具备这样明显的差异，用四个语词来指称它们，虽然在现实日常未必要如此做，但在科学研究中却是不可或缺的。

“管理”这个语词最后要通过与其相应的“语词模型”与客观事物即管理过程中的事件或事实联系起来。象“管理”如此一个几乎可以指称任何对象的语词，根本就不拥有成为“科学”语词的基本条件。

至于张先生要为“管理”下一个常见性概念，要探索“常见管理学原理”，这完全是一个个人学术研究的问题。张先生觉得这个内容值得研究，只须可以获得相应的研究资源，就能从事研究。根本没任何客观的规范来衡量某种研究有价值，某种研究无价值。本人以前也曾有过此念头，只不过后来觉得这种研究价值不大，自然也就舍弃了。这中间谈不上哪个“是”哪个“非”。不过，我本人一直认为，可能张先生的研究是哲学更为妥当。哲学仅需打造语词之间的关系就好了，科学则需要把语词与客观事物联系起来，这可能是哲学与科学的要紧不同之一。

哲学一直在语词世界中问“人是什么”，科学则要在现实世界中探寻“人有哪些”。科学以哲学的“人是什么”作为指导，但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则一直坚持只在现实世界中探寻“人有哪些”。科学在现实世界中探寻出“人有哪些”之后，哲学又会重新据此在语词世界中再问一问“人是什么”。这可能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为此，本人一般在科学考虑时从来不问“是什么”而只不过探寻“有哪些”，而在哲学考虑时则常常问一问“是什么”。这也是本人在“漫谈”管理时不给“管理”下概念是什么原因。

不过，不少没从事严格意义上的、涉及到外部世界的科学研究的学者是非常难体验到哲学与科学的这类差异的。本人虽不是科学家，但大学毕业之后毕竟从事了四年的专门的科学研究，并独立地开发过一个管理信息管理软件，对此多少有的体验。

假如在一项具体的、涉及到外部世界的科学研究中，不可以为那些被用的语词明确地标定出外部对象，用一些含含糊糊的语词引导研究与思维，这种研究得出的结果简直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都几乎没从事过严格的、涉及到外部世界的科学研究，自然也就很难有效地把握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差异，常常也就将哲学思维引入科学研究之中（常常要探寻世界的“道”而不是探索事物的“理”）。这可能也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这样落后的另一缘由吧。

另外，张先生在强调“行政管理”也同样有“目的”，“企业管理”也有原则，这完全是事情的两个方面。政府的行政部门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当然有目的，这个组织当然也有领导，这个组织的领导也同样会协调其成员为达成目的奋斗。并且，“企业管理”研究出的不少原理出同样适用于对行政组织管理本身的管理。但“行政管理”或“公共行政”这门学问或科学本身不是研究这种管理，而是研究政府行政部门怎么样治理社会公共事物如拟定公共政策等。

政府的行政首脑既没权力也不可能为社会成员拟定一个目的，让社会成员为这个目的奋斗。政府的行政首脑只能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对社会成员推行常见的强制使社会成员依据法律行事。“企业管理”当然也有原则，但，作为法人的企业、作为自然人的企业成员，作为企业成员的领导者，作为企业成员的操作者都是在政府拟定的法律之下运作的，其他人，包含自然人和法人都不可以违背这类“原则”。

企业领导正是在这类“原则”的控制之下通过明确目的、拟定达到目的的计划、通过协调组织成员的活动使组织成员为完成目的而奋斗。这也就说明了“公共行政”和“企业管理”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异。这就象不少美国人所说的不“怕”政府，只“怕”老板。公民没违法，如何会“怕”政府呢，但老板却可以“炒”你的“鱿鱼”。

但“老板”却最“怕”政府，政府拟定一项法律，“老板”就大概在不少行为上遭到限制。相对而言，一个社会假如真的形成了政府“怕”公民、公民“怕”老板，老板“怕”政府的社会公共秩序，这个社会也就正常了。一物降一物嘛，一物非得有一物来降嘛。至于中国社会，公民既“怕”政府，又“怕”老板。中国的老板当然“怕”政府，但他们“怕”的只不过政府官员，而不是政府拟定的法律。

至于中国政府，除去“怕”动乱，可能不会“怕”任何其他的东西。这就说明在中国，一物可以降一物的现代社会公共秩序还没打造起来。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科学家。有“有神论”的科学和“无神论”的科学，有“唯心主义”的科学家和“唯物主义”的科学家，有“自由主义”的科学家和“专制主义”的科学家，有“神秘主义”的科学家和“经验主义”的科学家，各种各样，名目海量，并且，这类科学家分别是不一样的民族，有着不一样的传统文化。

但，这类坐落于不同民族和文化之中，信仰不同“主义”的科学家都可以在科学研究中获得公认的，获得实践检验的成就，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都把机械论科学作为探索机理的办法和鉴别事实的规范。大家当然要反对用机械论科学讲解人类的所有，讲解人类的历史和文化，讲解人类社会与政治，讲解人类道德与法律。但，不可以由于如此，把机械论科学在科学研究中的最基本用途也抛弃了。假如如此，科学又会变成“神秘主义”和哲学思辩，人类最后也会失去科学。

大家所需要的只不过不滥用科学，而不是抛弃科学。科学，这里指机械论科学，确实是“无情的”和“客观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大家“有情的”和“主观的”用科学研究的结果。假如大家可以真的做到“有情的”和“主观的”用科学研究的结果，这个世界可能会变得更“有情”一些和更“主观”一些。

假如大家试图通过把科学本身变成“有情”和“主观”，其主观愿望虽然好，但其结果可能只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无情”，更“客观”。